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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化当面套现:央行:预计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可于2018年1月25日全面实施


2018年01月21日 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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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等事宜的行为。山西证监局要求营业部要健全内部控制,强化人员教育管理,切实有效地防范从业人员违法违规行为。随后,山西证监局对李某某进行了处罚。  2017年11月,内蒙古证监局网站发布公告称,恒泰证券赤峰天义路证券营业部负责人赵某某违法向被调查对象透露案件调查情况,对其采取认定为不适当人选措施的决定,罢免职务。  据Wind统计,截至2017年5月15日,恒泰证券资产证券化管理金额为74.39亿元,排名第七,因此彼时,作为中小券商的恒泰证券也被誉为“ABS明星券商”。不过,因ABS产品备案被暂停受理六个月,2017年11月,恒泰证券下滑至19名。  记者就上述多项处罚及后续业务整改事宜致电恒泰证券,公司董办工作人员表示,虽然当时在行业内,恒泰证券的ABS业务排名比较靠前,但实际上,ABS业务的收入和利润,对公司整体的贡献都比较小。所以,(ABS业务的暂停受理)对公司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  对于公司内控及合规方面,上述工作人员表示,“近年来,监管政策正在不断细化和出台,公司也在紧跟监管,公司的制度体系以及内控体系也在逐步完善中。”崔文官  1月15日北方信托在天津正式召开了混改招商大会,北方信托混改将采取增资扩股的方式,引入四家社会资本作为战略投资者。混改完成后,北方信托目前的控股股东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控股”)将让出第一大股东之位,之后国有企业股东持股降至34%、新进社会资本持股57.56%、其他原股东持股8.44%。另据了解,混改之后的北方信托将增资至110亿元,公司还设置了“走出海外,走入前十”的目标,有计划在香港、新加坡、杭州与武汉设立业务部。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北方信托此次启动混改,或许与公司近年业绩下滑有关。北方信托2015年~2016年的营业收入分别为12.01亿元、10.01亿元;净利润分别为5.34亿元、4.05亿元。  北方信托近几年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也出现震荡下降的趋势,历年年报显示,2013年北方信托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为近七年最高点,达到2942.32亿元,此后开始震荡下降,截至2016年底北方信托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2643.73亿元。  对于混改原因和具体进展,北方信托相关人士表示,混改事宜由天津国资委主导,相关情况以公开信息为准。  第一大股东额外得上亿  在此之前,北方信托的控股股东泰达控股于1月10日在其官网发布关于举办北方信托混改招商会的公告,公告显示,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部署,进一步深化北方国际(000065,股吧)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经天津市国资委授权,北方信托控股股东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决定召开混改招商会,诚邀业内信用良好、资本运作能力强、管理理念先进、业绩优秀,且符合银行业监管及相关法律要求的民营企业莅临天津。  泰达控股公告称期待与实力投资者共同合作,着力谋求北方信托在体制机制上取得创新,经营规模与效益取得提升,专业能力与核心竞争力取得增强,实现各种所有制资本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为加快天津市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与改革开放先行区的战略定位作出贡献。  公开信息显示,北方信托目前共有27家股东,国有企业股东20家,合计持股82.1%。混改完成后,国有企业股东持股降至34%、新进社会资本持股57.56%、其他原股东持股8.44%。  据了解,本次北方信托混改的方式为增资扩股,拟引入四家社会资本作为战略投资者,将北方信托改制为社会资本为大股东的混合所有制企业。1月15日当天,此前一直保持绝对控股地位的泰达控股表示,今年完成混改后,泰达控股将退出第一大股东的位置,混改完成后,无论是民企单一持股占比,还是民企整体持股占比,都将是绝对控股地位,截至目前泰达控股持有北方信托32.33%的股份。  据悉,北方信托成立于1987年10月,目前系国有控股企业,注册资本10亿元,净资产40.8亿元,共有27家股东,国有企业股东20家,合计持股82.1%。去年年底混改方案审批通过,目前进入实施环节。为了保证混改过程公开透明与市场化操作,将采取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交易方式,按照交易程序择优选择战略投资者。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公布的方案来看,新进社会资本将共计达到57.56%,其中新引入的四家社会资本将按照15.56%、15%、15%、12%的比例进行股权分配。新进社会资本将成为单一大股东,同时获得推荐董事长权利。另外需向泰达控股,也就是向原第一大股东支付混改后净资产总额1%款项。北方信托总经理公开表示,预计混改后净资产将达到150亿元,实现税后利润30亿元。按照净资产1%的费用,也就是说新的大股东需要向泰达控股支付1.5亿元的费用。  实际上,泰达控股距离集齐金控牌照只差一步,除小贷牌照外,泰达控股已囊括了渤海银行、北方信托、渤海证券、泰达宏利基金、泰达国际控股、渤海财产保险及恒安标准人寿保险。值得一提的是,泰达控股旗下共有66家公司,其中4家公司已经上市。  泰达控股表示,“考虑到公司未来的长远发展战略,投资者的选择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治理良好,管理领先。综合实力较强,具有现代化、市场化的管理理念,主营业务占有率高,持续盈利能力强,投资者应属于战略投资者,而非财务投资人。二是战略协同,资源丰富。引入国内一流产业资本,帮助公司扩大实业投资领域、优化战略布局;引入具备境外金融服务渠道、经验和资源的战略投资者,推动公司实现国际化发展战略。三是创新模式,持续发展。通过‘互联网+’实现商业模式转型升级;有较强的资本运作能力,为企业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扩大市场占有率。对于新进股东所属产业并无要求,但会更青睐具备互联网属性和海外资源的民营企业。”  不过据记者了解,招商会议现场设置了现场嘉宾提问环节,会议持续了一小时左右。然而,在提问环节中,参会企业似乎并不积极,仅有一家企业提出了关于法人治理结构安排的问题。  不过对于这次北方信托混改,信托专家孙飞表示,“这对北方信托来说应该是一个利好,引入战略投资者,对其以后的业务开展会产生协同效应,因为对应不同的股东业务方面也会拓宽,而且近两年信托公司一方面是在增资,另一方面就是在引入战略投资者,都是为以后的转型做准备。”  全国“棋局”  另据记者了解,北方信托混改或许与其业绩表现不佳有关,翻阅北方信托近7年财报的各项财务数据发现,北方信托的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在近两年均出现下降。在营业收入方面,自2010年~2014年一直呈现上升态势,分别为3.58亿元、5.9亿元、9.15亿元、11.38亿元、12.19亿元,但自2014年之后,上述指标便开始下降,其中2015年~2016年的营业收入分别为12.01亿元、10.01亿元,2016年的指标更是不及2013年;在净利润方面,2010年~2014年净利润同步上升,分别为2.00亿元、3.14亿元、4.33亿元、5.22亿元、5.64亿元,但2014年之后便开始下降,其中2015年~2016年的净利润分别为5.34亿元、4.05亿元。  在业绩下降的背后,北方信托近几年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也出现震荡下降的趋势,历年年报显示,2013年北方信托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为近七年最高点,达到2942.32亿元,此后爆发式增长的模式即不再延续,开始震荡下降,其中2014年~2016年北方信托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分别为2737.39亿元、2832.49亿元、2643.73亿元。  除了在业绩上不尽如人意外,在过去的一年,北方信托也是麻烦缠身。2017年5月26日天津银监局向北方信托连续作出4份处罚决定,罚款金额共计80万元。北方信托此次连续受罚的原因为以下四点:“证券信托结构化比例超过监管部门规定上限”“关联交易未执行事前报告制度”“违规发放房地产贷款”“高管未经任职资格批准提前履职”。  对于上述违法违规事项,天津银监局均认定其违反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六条。事实上,该条款亦是信托公司“踩雷”情况最为严重的法条之一。业内分析人士表示,连续遭遇四次行政处罚的情形在信托行业实属罕见,这从侧面也暴露公司在经营方面存在一定的薄弱环节。  如果说上述罚款都体现在业务层面,那董事长被免职也显示出北方信托背后的管理问题,2017年6月26日,天津市委对北方信托董事长王建东不作为不担当问题严肃问责,免去其北方信托党委书记、董事长职务。  北方信托董事长王建东是因为不作为不担当的行为,属业界罕见。王建东也并非首位换届或退休异常的董事长,北方信托董事长一直以来就频繁更迭,难以“善终”。  第一任董事长梁建三被曝有经济问题,隐退后不知去向。第二任董事长戚文福在2001年因贪污受贿数额巨大,被判刑14年。第三任董事长霍津义由于涉嫌重大违纪,在2005年12月被中纪委双规,此后移交司法机关被判无期徒刑。  在此背景之下,公司大股东天津泰达投资控股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惠文直接兼任北方信托董事长,从2005年至2014年4月,任职长达9年。然而,2014年4月,59岁的刘惠文突然离世,坊间传闻刘惠文或因抑郁自杀。  北方信托董事长进入悬空状态后,由总经理徐立世担任,不过任职资格却一直未获得监管层批准,此后,徐立世辞去北方信托总经理职务。直至2015年底,北方信托新的领导班子正式入驻,即包括董事长王建东和总经理包立杰等。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北方信托注册资本为10.01亿元,在68家信托公司中排名第60位。而按照监管要求,信托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10亿元。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至今已有29家信托公司获得增资,获得增资总额超五百亿元,而北方信托方面仍未传出明确增资消息。北方信托在2016年年报中亦表示,公司资本实力不足,业务转型发展压力持续增大。  另据记者查阅相关数据获悉,2016年披露年报的信托公司中被动管理业务超过90%的有6家,其中北方信托占比第一,达99.18%。北方信托近年来被动管理业务占比逐年上升,2012年至2016年占比分别为65.61%、85.52%、81.70%、97.62%、99.18%。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信托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通道作为信托公司的牌照红利,虽然占比很高,但实际并不赚钱,现在随着监管的收紧不让做通道,红利也会逐渐消失。”  不过北方信托似乎也意识到了危机,在1月15日当天宣称混改后,北方信托将增资至110亿元,并将在香港、新加坡、杭州与武汉设立业务部,在“一带一路”项目中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和金融服务,并在产品营销及服务上实现进阶。荆楚网消息1月19日从全省交通
  “手机上的悲剧”催逼生命教育快快进课堂  编前  每个年代都有家长害怕孩子接触的东西,比如以前的漫画、电视,现在的手机。  其实你把手机当成一个工具就行,你放松,孩子就放松。而且孩子的自控力需要从小培养,如果你从小不信任他,禁忌有时候反而会成为更可怕的吸引力。  父母和老师要相信“相信本身的力量”,即便孩子现在做得不够好,但你的信任可以促使他慢慢更好。  ---------------------------------------  生命教育是系统的、连续的。对小学生,有“该做什么”的正面引导;对初中生,留出一定时间和空间,让他慢慢尝试,培养价值感;对高中生,就要和他一起正视一些问题,让他自己寻找合适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关于学生与手机的新闻报道,越来越惊悚:江西一名高中女生在学校宿舍跳楼身亡,因为上课玩手机被父母把手机收回;17岁湘潭少年跳楼自杀,遗书称老师翻看他的手机;研究发现,长时间玩手机让美国青少年自杀率上升31%……  简单粗暴的因果关系,学生和手机就这样被贴上了互斥的标签。  家长视其为洪水猛兽,学生自身对能否带手机来学校也观点各异:有的学生认为应该带,可以帮助学习、联系家人,也可以适当放松;有的则认为不应该带,因为管不住自己这双手,难免分心。  北京市东城区教育研修学院研究员朱虹却表示,学生对手机的过度使用,在学校和家庭都有发生,但是否“成瘾”则很难界定,“在我看来,绝大多数学生一日生活安排都比较紧张,和手机接触的时间远不如成人。”  手机没有那么重,有些错不是手机的“锅”;教育也没有那么轻松,面对这个功能越来越先进的掌上屏幕,教育者,你准备好了吗?  管理学生手机,学校不要“抢戏”  《好教育成就好孩子》作者、深圳大学城丽湖实验学校校长房超平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就他的观察,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并不是很频繁,一般用来与家长交流,或者找一些学习资料,当然也不排除一些自觉性差的学生拿来玩游戏——但一般不会公开玩。  在他看来,学生带手机来学校并没有什么问题,只要上课不看就行。然而,出于学校管理部门和家长的要求,于是在丽湖实验学校,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学校规定不允许带手机,但检查也不严格。  房超平说:“用禁止的方法,只会产生相反的效果。限制不如节制——和孩子们协商,什么时候可以用,什么时候不能用,制定公约,让孩子自己约束自己的行为。当然,如果不遵守协商好的节制规则,就要按事先的约定接受处罚。”  如果学生仍然“坚持不懈”地在课堂上玩手机,房超平认为这就是学校的教育确实不受这部分学生的欢迎,需要改进教育方式,让课堂满足学生的好奇心。  相比房超平的“宽容”,一些家长的态度显得更为坚决。山东泰安一所中学进行校园创新,实行“手机进校园”开放日。当天,全校768名学生中有464名学生带手机进校,初一有一个班级的家长全部反对,全班无一人带手机。班主任说,他下了可以带手机的通知后,全班家长极力反对——本来开学初已经没收了手机,现在又要带进校园,会妨碍学生学习。  青少年心理专家、天津耀华中学心理教师张丽珊在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表示,管理学生手机,学校不应该“抢戏”。  “每一个爱玩手机的孩子背后,都有家庭的固有模式。而学校作为承接结果的一方,如此积极地去参与禁用手机,把学生的愤怒都揽到自己身上,特别不科学。孩子甚至有可能因此厌学,引发学业生涯扭曲的问题。”  如此看来,新闻报道河南南阳一所高中在操场举行手机销毁大会,数十部从学生处没收来的手机被用铁锤砸毁、投入水桶中——戏真是过了啊。  事实上,对中小学学生在校使用手机的限制,并非中国独有。  英国教育部门于2012年宣布,禁止中小学生携带手机进课堂,如果学校未能遏制课堂上学生使用手机的状况,学校将被教育督查部门记载并问责;在德国,手机厂商开发“学校手机”,家长可以进行控制。  最新的消息是,法国政府宣布将从2018年9月起,禁止所有中小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手机。法国教育部长表示,此举是为了保护学生,避免他们被手机分散了学习的注意力。  然而,学生、家长、校长都对这项禁令有意见。一名学生说:“太荒谬了。在我的学校,我们在课堂上和课间都不用手机,所以根本就不存在这一问题。”一名家长说:“我女儿独自上学和回家,现在这个季节天黑得很早,所以我希望她带着手机,这样让人放心。”法国校长联盟副秘书长说:“我们难以理解他们到底想干啥,我们从这则通知中找不到任何逻辑或实用性。”  学生手机成瘾,首要原因是父母的“带头作用”  张丽珊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在各种契机上指责教育,把所有的事都和教育、学校管理联系在一起”。而事实上,学生沉溺手机这件事,和学校关系不大,而和家庭教育密切相关。在她的日常咨询案例中,几乎80%以上问题的产生,都与手机相关,不仅包括学生,也包括家长,“解决问题一定要追根溯源,学生手机成瘾,首要原因就是父母的‘带头作用’。”  从孩子一出生,朝夕相处的父母就是“手机控”,手机不离手,疏于和孩子的交流,有时候甚至为了能玩得不被打扰,还“帮助”孩子养成了从手机中寻找快乐的方式。  “很多学龄前孩子的父母,会用一种夸耀的语气跟我说,‘我们家孩子可以特别安静地长时间玩手机’‘孩子特别聪明,可以自己下载很多游戏,玩的段位还很高呢’……”张丽珊说,家长当着外人的面如此夸奖孩子,孩子自然觉得“会玩手机”是优点。  然而,家长的脸往往在孩子上到小学高年级后就变了阴晴——玩手机占用学习时间,影响成绩——手机是罪魁祸首。张丽珊说:“其实手机没有错,它是一个客观存在;孩子更没有错,他是一张白纸;是家长错了,手机不过是他们推卸教育缺位的‘替罪羊’。”  在张丽珊接待的咨询中,造成初中以上孩子手机成瘾、游戏成瘾的主要原因,是孩子没有玩伴,“同学们都在玩,我不玩就没朋友了”。  这样的孩子往往缺乏人际交往能力,而手机正好是一种能快速和别人达成互动的介质。甚至有孩子在被网友骗了几千元后,也不放弃交网友,他对张丽珊说:“张老师,我在现实中没有朋友,我在班里就是空气,所有朋友都在网上,如果你把我的手机拿走了,我就和这个世界脱节了。”  “各种围追堵截把孩子推到了手机上,这时候你把手机残忍地拿走,就特别不合理。” 张丽珊说,解铃还须系铃人,让孩子和手机保持优雅的距离,重任在家长身上。  首先,家长要先放下手机。“很多孩子跟我投诉,妈妈天天逛淘宝,爸爸天天刷新闻,为什么你俩玩手机,我就要写作业。所以,你自己要和手机保持距离”。  其次,家长要成为可以和孩子聊天的有趣的人。鲜活的人与人的互动,才能让孩子放下手机,在有品质的沟通中感受生活的多样和有趣。  再次,创造更多孩子与同龄人互动的机会。家长带着孩子接触更多的娱乐活动,培养更多的兴趣爱好,结识更多的同龄人,建立起真实有效的人际关系。  最后,对于初中以上的孩子,可以通过生涯规划帮助孩子明白成长的方向。“有的孩子没有目标,浑浑噩噩,生涯规划可以让他树立持续的学习动机。当孩子渴望学习的时候,家长就能和他进行有效约定,比如,写作业和睡觉的时候,就把手机放到客厅,当然家长也要承诺不偷看”。  手机承载孩子身份认同的需求,成为过激言行的触点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关于“学生手机成瘾”的报道也越来越多:“母亲没收手机,女儿气急欲跳楼”“学生考试玩手机与老师起冲突,受伤住院两个月”“淮南小学生偷家里万元现金买手机打游戏”……  北京市东城区教育研修学院研究员朱虹认为,一些报道过于简单且带有倾向性,并没有完整呈现事件的全貌,容易贴标签,把事情类型化。如果看不到类型化事件背后不同的人和发展过程,就看不到差异,就很难找到对应的解决方案。  朱虹表示,影响学生成绩的状况有很多,没有案例证明手机是重大或者唯一的影响因素。而之所以会聚焦到手机的使用,是因为我们容易看到外显行为,不容易看到背后是学生的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师生关系出了问题。  在朱虹接待的咨询中,和手机相关的有亲子矛盾——家长不给买,孩子一定要,亲子斗争频繁;同伴矛盾——学生在朋友圈和群里发一些互相诋毁嘲讽的话,干扰正常交往;师生矛盾——学生的专心程度与老师的预期不匹配,老师质疑学生的手机使用。  总之,手机看上去就是一个错误的存在。但朱虹提醒人们注意,手机承载着什么,在不同人眼中有不同模样:在父母眼中,自己的手机是必需品,孩子的手机是祸害;在孩子眼中,手机是独立自由的标志,是连接自己与世界的一座桥;而对老师来说,他看到的不是手机该不该存在,而是学生有没有规矩。  “对手机和对对方的期待不同,双方各执一词,引发矛盾冲突。”朱虹说,“但这些都是真实生活的一部分,不容回避,把这些因素变成孩子成长的条件,是教育应有的姿态。所有人都要端正自己的态度,要知道我们谈论的不是手机有多糟糕,而是目前状况有那么一点不良,需要调整。”  手机之所以成为过激言行的触点,是因为对孩子来说,手机是特别多东西的载体——青春期的浓烈情感、对社会交往的强烈需求、别人如何看待自己、能不能融入集体……“有时候孩子甚至会觉得,手机就是他,他就是手机。如果你夺了他的手机,就夺去了他的身份、夺去了他的人际关系、夺去了他为数不多能自由支配的物品,他当然要跟你拼命。”  针对学生轻生现象的存在,朱虹建议,学校的生命教育需要丰富内涵、拓展形式,既要有树立三观的教育,又要跟上时代,不要回避话题。  “生命教育是系统的、连续的。对小学生,有‘该做什么’的正面引导;对初中生,留出一定时间和空间,让他慢慢尝试,培养价值感;对高中生,就要和他一起正视一些问题,让他自己寻找合适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帮助孩子找到更多情感和身份认同的载体,才是教育者应该做的事。”朱虹说,“孩子的世界没有我们以为得简单,也没有我们想象得复杂,特别需要倾听和观察。每个孩子都会慢慢成长为立体、丰富、独立的人,这是一个慢慢摆脱依附的过程。他们曾经觉得一双好鞋、一部好手机就是自己,长大后就会发现,不需要这些外物,就是一个很好的自己。”记者 蒋肖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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